艺术大师特纳的一次华丽复仇

康斯坦布尔：19世纪最伟大的风景画家之一，1776年生于英格兰的萨福克。擅长画故乡的树木、云彩、水渠等。
　　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日前在电讯报发表文章，讲述了一段英国油画大师特纳与另一位名家康斯坦布尔的往事，全文如下：
　　人们去美术馆是为了什么？去涤荡灵魂，或借艺术之名行约会之实，也或许临时避雨上厕所，可谁会想去目睹两位艺术大师间的勾心斗角呢？
　　那是1831年的皇家学院，画家们正为夏季的一场展览做最后准备。从地板到天花板，到处摆满了学院成员送来的油画。谁能hold住墙上最中间的那个位置，便是无尚嘉奖，否则，奇耻大辱。
　　在主展厅，只见一位头戴帽子身着闪亮风衣的大叔手握一把雨伞，这伞又好似像一把陪他走四方的剑。他有突出的鼻子和下巴，短腿一双。即便以那时的眼光看，也是短粗身材。非常像是狄更斯小说里粗鄙的车夫小贩。
　　他不是旁人，正是鼎鼎大名的特纳，一位极端自信的大师，“我是这个时代的雄狮！”他把这话挂在嘴边，那时，这头雄狮似在找寻自己下一个猎物。
　　他环视了整面墙，发现自己的得意之作“Caligula’s Palace and Bridge”已经不见，被一幅酷似巧克力盒子的灰色教堂画所替代，他剃刀一般的眼睛恰好瞄到取下他作品之人，这人当然也是这教堂画的作者。
　　不错，这人正是著名画家康斯坦布尔。两人相识已有近20年，康斯坦布尔公开场合对特纳极尽敬重，称赞他的作品有着“十分质感的视觉效果”。而他能够进入皇家学会也“据说”是拜特纳所赐。然而此时，康斯坦布尔利用自己职务之便将自己作品摆上墙，取代了特纳的画，这是一次赤裸裸的挑衅。
　　特纳当然毫不让步，康斯坦布尔只能极尽所能争取爬上道德制高点。
　　康斯坦布尔声称自己只是在履行自己神圣的职责，在那面墙上挂好的作品，然而问题关键是，特纳的画哪里不好？无论康斯坦布尔怎样强词夺理牵强附会，特纳总是说：对，我画的不好，那凭啥你把自己的挂了上去？
　　特纳开始记恨康斯坦布尔，目击者罗伯茨说，“康斯坦布尔当时看着我，像被抓现形的罪犯。”特纳转身离开，不带走一片云彩，后来他自己说，如果有什么感情，只是为“他”感到悲哀。
　　特纳的愤怒还有别的原因：在此之前，出身富裕家庭的康斯坦布尔形容理发师家庭长大的特纳“粗俗”，在那个年代，这样的言辞非常出格。康斯坦布尔对妻子十分忠诚，那个时候正每天穿一袭黑衣悼念他死去的妻子。而特纳则对婚姻天生排斥，他“恨所有结婚的人’,康斯坦布尔当然跟着中枪，特纳认为这种人从来没为艺术做出牺牲，他们背负庸俗无聊的家庭牵绊。
　　特纳的作品被挪到了一个非常不显眼的位置，时至今天，那幅画更是猫在角落冷暖自知。特纳对于油画的商业潜力有着灵敏的判断，他觉得自己不仅倒霉地撞上这么个对手，而恰巧这个对手的这幅画又有非凡的商业价值。他誓要复仇。
　　第二年，特纳的机会来了。康斯坦布尔展出了自己一幅呕心沥血10年完成的作品《Openning of Waterloo Bridge》。几乎每个人都知道康斯坦布尔擅长画些花花草草，然而，这次他挑战的是恢弘之作。不幸的是，这是特纳所长。(特纳不仅精于田园山水，也完成过如尤利西斯，特拉法加之战等宏大作品)
　　这类画必须有一个“英雄”，一个第一眼看去就会被吸引的亮点。《Openning of Waterloo Bridge》的失败之处在于：内容太多，围观的人群，彩旗，士兵，在一片闪闪发光的朱红与金黄之中，却没有焦点，没有“英雄”。
　　这幅画只是有一点混乱，但不幸的是，它的隔壁恰好是特纳一幅描绘“海景”的作品：只用了简单的灰色，展现了大海的壮美和真实，这个作品没有使用一丝亮色。
　　按照当时的规矩，康斯坦布尔还可以为他的画做修补，除去一些色彩和细节上的小瑕疵。这时特纳走进房间，冷眼看了看手忙脚乱的康斯坦布尔，到隔壁取来自己的调色盘和画笔，走向他那幅海景画，在一片深灰的中央涂上了比硬币略大的红点，然后离开。
　　然这时有人走进来，看到特纳的画，惊呼：这一朵红，在整片冷灰的映衬下，是那么生动夺人！康斯坦布尔画中大片的朱红都变得暗淡起来。
　　康斯坦布尔喃喃说道：他，来过，伤害了我。
　　在接下来的一天，特纳把这片点睛之红上了光泽，远远望去，生动如浮雕。特纳离世之后，1870年，莫奈来到伦敦，看到了特纳这幅画，遂去泰晤士河边凭吊了这位先人(特纳那幅画就是在这里画的)，同时也在此取景，画了英国国会大厦。从这幅画起，莫奈的画开始呈现别样风格，渐成气候。
　　但不可否认的是，特纳是第一个打破禁锢之人，他开始强调“心”大于“形”，(原话是，你看到什么并不重要，你怎么看才重要)他才是真正的“印象派之父”。